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对资助工作的重要指示,高职院校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以及校内贫困生的特殊情况,积极探索资助管理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主要指一系列规范、规则在内的旧有制度体系,即传统资助制度体系,包括资助逻辑、方式、效果等方面,主要表现为原有的旧制度当量、已产生的制度创新存量和潜在发生的制度创新能量之间在转型时期相互作用的过程。[1]

我国职业教育虽然学习德国采用“双轨制”,但在资助管理方式上却与普通高校并无差别,资助工作发展历程经历了4个阶段。

第一阶段:“免学费加助学金”阶段(1953—1982年)。这一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实行免费制度,高校资助工作与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没有关系。免学费加助学金模式只能在精英教育时代使用,随着高校数量增加,大学生规模逐年扩大,这一模式显然会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国家无力支持所有学生的学杂费,这一时期免费制度注定走向终结。

第二阶段:“奖、助、贷”并存阶段(1983—1991年)。1983年以后,我国的资助管理制度发生了一系列演变,国家相继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人民奖学金试行办法》《关于改革现行普通高校人民助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2]高校除了单纯设立助学金以外,还设立了校内奖学金与贷款基金。

第三阶段:“奖、助、贷、补、减”五位一体雏形阶段(1992—1999年)。这一阶段在奖、助、贷的基础上,国家专项补助资金的拨付要求高校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予以学费减免,还为困难学生提供勤工助学岗位。这一阶段还未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1999年,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向学校借款逐步转为向银行贷款。

第四阶段:需求导向的市场化资助管理模式阶段(2000年至今)。2000年以后,在“奖、助、贷、补、减”五位一体雏形的基础上,国家倡导实行困难学生需求导向的市场化资助管理模式。2004年,国务院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正式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新机制。2006年底,国务院出台《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完善多元混合资助,统筹政府、社会等不同资助渠道。2018年教育部、财政部修订《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提高了勤工助学薪酬,校内临时岗位由10元/时上调为不低于12元/时。2019年1月,教育部等6部门出台了《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为高校贫困生的认定工作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导意见。

纵观高职院校资助管理发展历程,总体上沿用普通高校的资助管理体系,但高职院校的教育目标、教育管理模式、学生特点都与普通高校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高职院校都在积极探索资助管理制度创新:主要从资助逻辑、资助方式、资助效果3方面入手,这也是以需求为导向的市场化资助管理模式需要重点完善的内容。

传统高校内最早负责资助工作的是学生工作处,部门内设资助管理科,专门负责校内学生的资助工作。高职院校也不例外,学生工作处资助管理中心全权负责校内各项资助事宜,并由二级分院资助专项辅导员负责发布各项资助信息至班主任,再由班主任具体落实班内资助工作,由此形成了传统高职院校内部资助工作的三级管理模式。近年来,各省市在普通高校推广“一站式”学生事务服务中心,在中心内设资助服务窗口,直接办理资助的相关事务,打破了传统的三级管理模式,改为“面对面”的个性化服务,简化了学生资助事务审批流程,提升了学生服务满意度。

传统资助工作更关注的是对资助对象的经济资助,更多是一次性的、输血式的资助,不太关心资助对象受助后以及毕业后的发展动态。而当前高职院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点是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3]更关注资助对象的精准识别,不再简单以资助对象的贫困程度作为给予资助项目的唯一指标。通常借助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等方式,对资助对象进行详细分类。资助主体可根据分类结果,给予不同类别的资助对象适合的资助项目。

发展性社会政策改变了传统福利模式下只为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平等的价值取向,演变为预防贫困,实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在发展性社会政策的影响下,现代高职院校的资助体系应从“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转变,[4]真正从“扶贫”到“扶志”。结合高职院校注重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办学特色,以及高职学生动手能力强、富有创造力等特性,从资助对象的需求导向出发,除了提供经济资助,还可以通过心理辅导、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指导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自我发展能力,形成一种变“输血”为“造血”的资助新模式。

当前高职院校资助工作虽以“精准资助、资助育人”为工作重心,但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忽视育人工作。创新高职院校资助管理制度,构建精准资助的长效机制,不应只有物质帮助,还应包含对资助对象的道德浸润、能力拓展和精神激励。[5]因此,高职院校资助工作不能只关注资助金额的公平分配,还应考虑资助对象的心理状况以及资助对象的自身需求。

资助对象的心理状况主要分为受助前表现出的积极或消极心理,以及受助后表现出冷漠或回报心理,且这两组心理范畴在某些因素的作用后可以相互转化。资助主体可以根据资助对象受助前后的心理状况进一步了解资助对象的现实需求。这显然不能通过简单的公平分配资助金额来实现预期的资助效果,依据受助前后资助对象复杂的心理变化,资助主体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影响资助对象心理动态的因素有很多,这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宣传以及自我习得等方面密切相关。因此,高职院校在注重学校内部对资助对象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应借助家庭教育、社会宣传及自我习得的力量,引导学生向“积极—回报”型心理转变,这是资助效果发挥到最大化的重要表现。

高职院校在资助管理制度创新中也在不断尝试新的方式,其中,“春蕾班”案例则是高职院校资助管理制度创新的一个典型。

“春蕾计划”是江苏省妇联、江苏省儿基会自1994年开始实施的一项资助贫困女童重返校园的助学项目。2007年,该项目启动了“春蕾圆梦工程”,逐步将资助对象从义务教育阶段拓展到非义务教育阶段。“春蕾班”作为“春蕾计划”的延伸项目,指一般人数在20人以上,其中以贫困女生为主,以资助方名称冠名的一种集中助学模式,其特点是分散就读、集中管理、长期资助,学生可以分散在不同专业、不同班级。

2018年底,某职业技术学院发起了首批“春蕾班”资助项目,在2018级家庭经济困难群体中遴选50名女生。选拔条件主要有3点:一是学生所在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低于6 000元;二是品行端正、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在校表现良好;三是优先考虑建档立卡、孤儿、重病、残疾等特殊困难家庭子女。资助方式主要是经济资助(1 000元/人/年)和能力素质培育(形象礼仪、演讲沟通等方面)。学生需要承诺按时完成受助期间的学业,按时提交总结报告、思想感悟,积极参加“春蕾班”的各项志愿活动和专项培训。另外,第一学年未满足以上要求、态度消极者,第二年取消“春蕾班”受助资格。最终被选拔进班的名单还需要在该校学生工作部的外网公示,无异议后,方可正式入选。

该学院发起“春蕾班”资助项目的初衷是通过虚拟班的形式,参照要求将符合条件的资助对象区分出来,以便有针对性地给予资助,最终达到精准资助的目标,这是典型的区别性帮扶。该学院所设置的3项要求是否能精准识别资助对象,以及利用区别性帮扶的方式是否能实现精准资助的效果,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

第一,性别区别对待。“春蕾班”只针对贫困女生,将贫困男生排除在外。虽有保护贫困女生的形式,但无保护贫困女生的具体措施,入选“春蕾班”的贫困女生并未享受特殊的资助项目,这些资助项目同样适用于贫困男生。

第二,特困生区别对待。“春蕾班”的初衷是为了筛选出特困生给予单独资助,但由于设定的选拔标准较为宽泛,缺乏实施细则,无法做到精准识别。另外,“春蕾班”给予的资助并不是需求导向的,仍然停留在传统资助项目上。

第三,经济资助区别对待。每年1 000元的经济资助,根本无法满足学生一年的消费支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 853元,[6]显然1 000元的经费资助起不到扶贫作用。在苏南五校贫困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经费资助每年保持在3 000～5 000元是比较能满足苏南大学生的日常开销的。

“春蕾班”学生比普通贫困生多了一重身份,拥有这个身份的贫困女生散落在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班级,除了发放助学金或是集中教育时才偶尔碰面,平时没有交集。为了深入了解这个虚拟的“春蕾班”,课题组访谈了几名入选班内的贫困女生,并选取了其中两个案例。

案例1

课题组:“同学你好,入选‘春蕾班’后,你认为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比如专业成绩比以往有进步吗?”

受访者A:“除了每年多1 000元助学金,没什么其他的不同。当时,好多人抢着进这个班,我的专业成绩没有得到提高,因为学校没有给我们额外的课业辅导,讲座之类其实没多大作用。”

课题组:“入选‘春蕾班’能真正解决你生活学习中的困难吗,你是怎么使用助学金的?”

受访者A:“说实话,每年的1 000元助学金也解决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困难,但是有总比没有强。我都好久没买新衣服了,看宿舍其他女生每个月都买新衣服,很是羡慕啊,拿了助学金我得买两身好看的衣服。”

课题组:“你们班上的其他同学知道你入选‘春蕾班’吗?”

受访者A:“都知道,学校都把名单公示了。我还怪不好意思的,本来就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贫困生。有一个跟我一起申请的同学落选了,为此还心理不平衡。”

案例1中反馈的情况表明“春蕾班”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虽打着区别性帮扶、保护女性的旗号,实则是给贫困生贴上了“弱势群体”的标签。贫困生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仍争相申请,甘愿被贴标签。“春蕾班”并没有正确引导贫困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贫困生中存在攀比心理,肆意挥霍的情况。此外,入选“春蕾班”后,贫困生渴望的学业帮助也未得到落实,专业成绩也未有大的起色。

案例2

课题组:“同学你好,入选‘春蕾班’后,学校是否给予了你更多的照顾,你会怎么使用你的助学金呢?”

受访者B:“除了经济上的资助外,学校会组织‘春蕾班’的学生集中学习,大多是听听讲座,或是组织我们去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其实我自己还在外兼职,学校的助学金完全不够日常开销。”

课题组:“那你们会给学校提建议吗?比如增加一些助学金额或是给你们讲授一些创新创业方面的知识。”

受访者B:“我不敢,万一提的不好,学校把我从班内踢出去怎么办?好歹一年还多了1 000元补助呢!但是我倒真想多了解一下创新创业方面的知识,我有个梦想就是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可丰富了,就是卖不出去啊!”

课题组:“如果再让你选择一次,你还会申请进入‘春蕾班’吗?”

受访者B:“我会慎重考虑一下,选入‘春蕾班’后,班内好多同学都对我指指点点的。因为之前只有班主任知道我的家庭经济情况,其他的同学并不清楚,而入选‘春蕾班’需要公示,全校都知道我是贫困生了,又加上‘春蕾班’名额有限,与我一同申请的好朋友落选了,因此也渐渐疏远我了。”

案例2中记录的情况表明“春蕾班”虽有创新之名,但无创新之实。该校为班内学生制定的资助项目并无特殊之处,尤其是那些毕业后立志创业的学生,对创新创业方面的专业指导有需求,学校也并未给予相应的帮扶。“春蕾班”的贫困生有的还存在虚荣心强、肆意挥霍的问题,缺乏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思想素质并未得到进一步提高。此外,在资助工作过程之中并未注意保护贫困生的个人隐私,公示“春蕾班”学生信息造成贫困生个人信息隐私泄露,这与全国资助管理中心发出的9号预警中规定的“保护学生个人信息和隐私,严禁公示‘个人敏感信息’,尊重保护‘学生个人隐私’”的内容相悖。

资助工作精准化主要指资助对象识别精准化、资助方式选择精准化、资助环节监管精准化等。该学院试图通过设立“春蕾班”的方式提升资助工作的精准化水平,而“标识”只能做到“区分”的效果,这与“精准”的实质有着本质区别。

资助的逻辑是高校围绕精准扶贫的指导思想,通过贫困生认定的方式找到资助对象,并给予物质和精神资助,最终帮助资助对象从经济与精神上真正脱贫。“春蕾班”的受惠对象是贫困女性,特意将贫困女性区分出来的初衷是性别保护,而实则表现为性别歧视。贫困生的性别不应该成为区别对待的指标之一,无论是贫困男性或贫困女性,都应享有平等的资助权利。性别歧视给入选班内的学生带来了无形的心理创伤,有些学生甚至成为未入选群体仇视的对象。这一举措未能实现应有的资助效果。学校应考虑贫困女生在资助需求方面的特殊性,尤其是在育人方面给予贫困女生适合的资助项目,多引入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等教育内容。

资助对象精准识别是指在传统贫困生认定的基础上,依托大数据背景利用指标监测的方式定量分析在校生校内消费情况,如校园卡消费记录等,并结合谈心谈话、家访等方式,精准筛选贫困生群体作为资助对象。“春蕾班”的筛选方式粗放,所提标准缺乏可操作性。据该校学工系统统计,符合家庭人均年收入6 000元以下的特困家庭的贫困女生数量在100人左右,如何在100人中筛选出50人是需要明确的量化指标。此外,选拔标准中还有一条关于考察思想道德表现的规定,即“品行端正、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在校表现良好”,这条标准相对前两条就更加“虚化”。由此可见,这些选拔标准与精准识别的理念背道而驰,学校试图通过粗放挑选的方式实现精准识别的目的显然是行不通的。

资助的效果狭义上可以理解为帮助资助对象改善经济状况和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并能教育引导资助对象自立自强、心怀感恩、回馈社会。广义上是指通过给予贫困生资助,从政治高度,社会、经济、情感等多个维度获得广泛共识和高度评价。[7]设立“春蕾班”的初衷不仅是要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还是高职院校创新资助管理制度的重要体现。但现实情况是,这一做法不仅有违精准扶贫的初衷,也未达到预期的资助效果。

第一,被帮扶的女生内心变得更加自卑,但又不想逃离这个“保护伞”,依赖性变强了。有些女生甚至认为自己作为校内的弱势群体,理应获得更多的优待。另一部分落选者出现了不平衡的心态,内心疑云丛生,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公平待遇,对学校资助工作的公正性产生了质疑。

第二,被访谈的两位资助对象拿到助学金后都是立刻挥霍,丝毫没有珍惜来之不易的资助。一是认为金额太少;二是为了发泄内心压抑的消费欲望。学校给予的资助并未改变资助对象的思想言行,可以说是一场失败的资助。

第三,“春蕾班”并未在贫困生“扶志”上下苦功。学校为其开设的讲座、教育培训并不是需求导向的。编入“春蕾班”后,她们的成绩并未有明显的进步,每年1 000元的经费资助也并未改善她们的日常生活水平。

“春蕾班”是高职院校贯彻落实“精准”要求,探索新时代学生资助管理制度应运而生的。但实践过程中,“春蕾班”体现的“区别性帮扶”形式和“身份性标识”本质,不仅违背了国家“精准扶贫”的理念,还给贫困生带来了诸多心理困惑。

入选“春蕾班”的学生被贴上了“贫困女生”的标签,因此,选入“春蕾班”的学生应该都是具备“家庭经济繁重”“家庭结构残缺”“来自偏远贫困地区”等弱势群体指征。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污名”概念,认为是一种让人觉得丢脸的特征,并会使自己拥有一种“受损身份”。[8]由此推论,入选“春蕾班”,即代表拥有这些丢人的特征,会促使贫困生产生污名感。而贫困生宁愿曝光自己的身份也要申请入班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虽然这个身份让她有损自尊,但这一弱势群体的身份还是能给予她们其他群体享受不到的经济利益。因此,在经济利益面前自愿被贴标签的贫困生的内心反而滋生了沾沾自喜、不劳而获的消极心态。“谁更惨,就能获得更多的资助”的不良风气会逐渐蔓延,造成申请资助过程中的恶性竞争,入选班内的“幸运儿”在校内也会成为落选者们仇视的对象。这部分群体虽被“特殊对待”,但在校园内时常被投来各方的同情目光,内心自卑、孤独的情绪也在不断困扰着她们,极大地打击了贫困生的自尊心。在个体不得不接受群体身份与内心对这一身份产生排斥时,“春蕾班”学生容易产生一些消极的抵抗情绪,有些甚至一度悲观、抑郁。由此可见,身份性标识并不是特困生的保护伞,而是影响贫困生健康心理形成的绊脚石,高职院校资助工作中应该避免对贫困生进行身份性标识的做法。

如何精准识别贫困生是制约资助工作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识别不准,资助工作就会存在偏差,进而造成不公平现象。[9]“春蕾班”不仅未起到精准识别贫困生的功能,还使高职院校资助工作陷入识别困境。高职院校的生源多是基础知识薄弱,未达本科分数线的学生,这部分学生很多来自教育水平落后的偏远农村地区,原生家庭经济条件较差,这导致高职院校的贫困生人数比例往往超过普通本科院校。在贫困生人数基数较大的现实情况下,利用设立小规模“春蕾班”的形式来达到识别特困生的目的显然是行不通的,且在没有科学、合理制定选拔标准的前提下的筛选结果也是缺乏公平性的。此外,“春蕾班”只招收贫困女生背后却暴露了“性别歧视”的本质。因此,“春蕾班”无论是为了识别特困生或是贫困女生,都未助力高职院校资助工作精准化水平提升,反而使其陷入识别困境的误区。

基于高职院校的贫困生现状与特点,资助工作不仅要关注经济资助,其本质应该在于育人。但遗憾的是,“春蕾班”作为高职院校创新资助管理制度的典型案例是失败的。入选“春蕾班”的贫困生并没有在经济生活上得到改善,也未提供给贫困生更多的教育支持,几场公益讲座或是几次社会实践活动不能有效提升贫困生的学习能力与知识储备。此外,高职院校更注重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办学特点,往往忽视对贫困生的诚信教育、感恩教育、义利观教育、励志成才教育。

“春蕾班”的组织方式起不到精准识别贫困生的作用,只是用区分的方式对贫困生进行了身份性标识,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实质是一种伪创新。探索贫困生精准识别的有效方法应该以淡化贫困身份为前提,资助工作的重心应该转移到贫困生的心理健康、个人素养、专业技能、职业能力等问题上来,更加重视贫困生心态和意志上的长期培养,进一步提高贫困生的主观能动性。贫困生作为校内弱势群体,与非贫困生一样也有基本的自尊心,他们有权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身份淡化也可以有效保护贫困生的人隐私,尊重贫困生内心的真实想法,消除他们的自卑心理,帮助他们重塑自信。

高职院校在创新资助项目时应以励志导向为前提。学校可以重点关注获得奖优性质资助的贫困生,宣传他们励志成才的典型事迹,树立贫困生中的学习榜样,由他们担任学生资助宣传大使,分享自己的青春奋斗史,用自己敢于拼搏的精神感染更多的贫困学子。在落实资助工作的同时,高职院校应教育引导贫困生摆脱“等、靠、要”的不良心态,从自卑、孤独的阴影中走出来,并将“立德树人”的思想理念融入日常的资助工作中。此外,高职院校应更多关注来自农村立志返乡创业的贫困学子,为农村学子提供创业基金以及创新创业知识培训,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资助政策的制定初衷是通过给予弱势群体的补偿性措施来实现教育公平,但资助工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资助工作者对资助的初衷和教育公平的理解还停留在事物的表层。[10]资助育人的最终落脚点应该在“育人”,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发展才是资助工作的根本任务。因此,资助工作的人本价值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重视人文关怀,将“以人为本”理念融入资助工作之中,尊重和保护贫困生的个人隐私,在润物细无声中起到教育引导作用。第二,加强励志教育、感恩教育、诚信教育,可以通过第二课堂、主题教育等形式鼓励学生培养自立自强、懂得感恩、诚实守信的优秀品质。第三,需求导向,充分尊重贫困生的发展需求,制订一套符合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资助计划。